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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2节(3 / 5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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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所以刘仁轨治军非常严明。刘仁轨率唐军转战百济,所向无敌。百济将军道琛率百济军在熊津江口(即今韩国锦江)立两道栅栏,抗拒唐军。

刘仁轨率部与新罗兵四面夹击,大败百济军,士卒争入栅内,由于便桥狭窄,落水及被唐军所歼达万余人。道琛连失两栅,遂解除对唐将刘仁愿的包围,退守任存城(在百济西部任存山)。刘仁轨见唐军少,就和刘仁愿合兵一股,养精蓄锐。

而苏定方带十万大军攻击高句丽都城平壤,由于久战在外,时值寒冬,各部将士无心再战,就连苏定方都开始动摇,最后苏定方带十万大军于二月撤兵归国。

唐高宗给刘仁轨诏书,让他率军归国,而且刘仁轨唐军将士也皆欲西归。刘仁轨客观、细致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,决定坚守百济,伺机出击。并说服了其他唐朝将军,一起留在百济。

百济各军汇聚,包围了刘仁轨,他们认为唐军孤城无援,即将撤退,从此未加防备。刘仁轨、刘仁愿知百济防卫松弛,遂七月趁其松懈,率部突袭,相继攻克支罗城(今韩国怀德)及尹城、大山、沙井等栅,歼敌及俘获甚众,分兵守之。

百济将军率军退守真岘城(今韩国镇岑县),凭借该城临江高险,又当冲要,严兵守卫。随后不久,刘仁轨伺其稍懈,率新罗兵夜至城下,驱众从四面攀草登城,天亮时占据真砚城,终于打通了从新罗运粮的道路,减轻了后勤压力,利于唐军持续作战。

刘仁愿遣使归国报捷,同时请求派兵增援。此时,唐高宗已得知倭国出兵增援百济,遂命熊津道行军总管、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发山东水军七千人开赴熊津,援助刘仁轨。于是百济地区再次陷入僵持,双方都在等待援军。

倭国天智天皇以援助百济为名,令倭将毛野稚子等率领倾国精锐两万七千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,夺取了沙鼻歧,奴江二城,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。不久孙仁师率部抵达熊津,与刘仁轨、刘仁愿会师,唐军兵势大振。

唐军立即召开军事会议,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。会上有人认为“加林城水陆之冲,请先击之。”但刘仁轨觉得此举不妥,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,他说:“加林险固,急攻则伤损战士,固守则用日持久,不如先攻周留城。周留,贼之巢穴,群凶所聚,除恶务本,须拔其源。若克周留,则诸城自下。”

此举得到唐军诸将的一至认可,于是于是唐军分为二路:刘仁愿、孙仁师和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前进;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、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水军与粮船从熊津江入白江而下,和陆军会合,同攻周留城(在今韩国扶安,建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,三面环山,一面临水)。

九月初八,孙仁师等在白江打败百济残余部队及倭兵,攻克周留城。由于周留告急,倭将庐原君臣率水军万余渡海而来,准备自白江口登陆。刘仁轨率水军率先到达白江口。二十七日,倭国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口,两军遭遇。

当时唐朝水军为七千余人,战船170艘;倭国水军万余,战船大约有一千多艘。倭军虽在数量在多于唐军,但唐朝因国力强盛,经济发达,所造海船以形体高大、性能良好著称于世。

例如,意大利人菲勒斯著的《中世纪的中国与非洲》上记载:“中国大约从公元600年开始,就建造具有五层甲板大吨位的帆船。中国帆船的体积很大,抗风浪的能力很强。”唐代海船之大,可见一斑。

此外唐朝水军战船的种类也很多,据李靖《卫公兵法辑本·攻守战具》和李筌《太白阴经·水战具篇》记载,唐朝水军战船共有楼船、蒙冲、斗舰、走轲、游艇、海鹘6种。所以唐朝水军的战船在数量上虽处于劣势,但在质量上却远胜倭国战船。

并于这次海战,神州史书记载非常简略,而倭国史书则记载较为详细。对神州而言,这是局部战争;对倭国而言,则是旷世大战!由于唐朝水军先到达白江口,加上战船精良,刘仁轨遂采取疲敌之策,先抢占有利位置,列战船于白江严阵以待。

倭军到后,率先发起进攻,结果不利而退。而唐军仍坚阵而守。二十八日,倭国诸将与百济王在首战败于唐水军后,仍盲目地高估自己的实力,错误地认为“我等争先,彼应自退”,于是未加整顿部署,不观天气变化,便“率倭国乱伍中军之卒,进打大唐坚阵之军”。

刘仁轨见倭军来攻,充分利用唐军战船的优势,指挥水军将倭军的船只左右夹住,使其不得回旋,随后再施以火攻,一时“烟焰涨天,海水皆赤。”经过激战,唐军四战四捷,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

唐军焚毁倭军战船400多艘;击毙倭将朴市田来津;扶余丰趁乱逃奔高丽,其所佩宝剑被唐军缴获;王子扶余忠胜、扶余忠志和倭军残部投降;百济诸城全部归顺,百济再次得以平定,只有一座任存城誓死不降。

白江口海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海战,因神州史书记载有限,所以鲜为人知。作战中,刘仁轨指挥有方,在兵力不如对方的情况下,先采取守势,而后因势利导,以己之长攻敌之短,并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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