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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6节(1 / 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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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说:“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,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,偏偏现在打仗了。”炎樱说:“不要紧,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。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。我很乐观。”

炎樱买东西,付帐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,甚至于在虹口,犹太人的商店里,她也这样做。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,说:“你看,没有了,真的,全在这儿了。还多下二十块钱,我们还要吃茶去呢。专为吃茶来的,原没想到要买东西,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”

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:“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”

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——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,或是早夭的妹妹。他凄惨地微笑,让步了。“就这样罢。不然是不行的,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”他告诉她附近那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。

炎樱说:“月亮叫喊着,叫出生命的喜悦;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。”

中国人有这句话:“三个臭皮匠,凑成一个诸葛亮。”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:“两个头总比一个好。”炎樱说:“两个头总比一个好——在枕上。”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,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。她这种大胆,任何以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。

炎樱也颇有做作家的意思,正在积极学习华文。在马路上走着,一看见店铺招牌,大幅广告,她便停住脚来研究,随即高声读起来:“大什么昌。老什么什么。‘表’我认得,‘飞’我认得——你说‘鸣’是鸟唱歌?但是‘表飞鸣’是什么意思?‘咖啡’的‘咖’是什么意思?”

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,她知道。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从左向右。每逢她从左向右读,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。

中国文字奥妙无穷,因此我们要等这位会说俏皮话,而于俏皮话之外还另有使人吃惊的思想的文人写文章给我们看,还得等些时。

(一九四四年九月)

散  戏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。在硬黄的灯光里,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。演员都忙着卸装去了,南宫幌手扶着纸糊的门,单只地在台上逗留了一会。

刚才她真不错,她自己有数。门开着,射进落日的红光。

她伸手在太阳里,细瘦的小红手,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。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,指出了路。她身上的长衣是谨严的灰色,可是大襟上有个钮扣没扣上,翻过来,露出大红里子,里面看不见的地方也像在那里火腾腾烧着。说:“我们这就出去——立刻!”

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,说的是些什么,全然没有关系。普通在一出戏里,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,终于会面了的时候,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,总感到非常困难,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,扯上了帆,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,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,较聪明的还可以说:“看哪!月亮出来了。”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,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。

南宫幌的好处就在这里——她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。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;她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礼节,因之,不论她演的是什么戏,都成了古装戏。

出了戏院,夜深的街上,人还未散尽。她雇到一辆黄包车,讨价四十元,她翻翻皮夹子,从家里出来得太匆忙,娘姨拦住她要钱,台灯的扑落坏了,得换一只。因此皮夹里只剩下了三十元。她便还价,给他三十。

她真是个天才艺人,而且,虽说年纪大了几岁,在台上还是可以看看的。娘姨知道家里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么?娘姨只知道她家比一般人家要乱一点,时常有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来,坐着不走,吃零嘴,作践房间,疯到深更半夜。主人主母的随便与不懂事,大约算是学生派。其他也没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。

有时候南宫幌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她的私生活的全部。其他也没有什么了。

黄包车一路拉过去,长街上的天像无底的深沟,阴阳交界的一条沟,隔开了家和戏院。

头上高高挂着路灯,深口的铁罩子,灯罩里照得一片雪白,三节白的,白的耀眼。黄包车上的人无声地滑过去,头上有路灯,一盏接一盏,无底的阴沟里浮起了阴间的月亮,一个又一个。

是怎么一来变得什么都没有了呢?南宫幌和她丈夫是恋爱结婚的,而且——是怎样的恋爱呀!两人都是献身剧运的热情的青年,为了爱,也自杀过,也恐吓过,说要走到辽远的,辽远的地方,一辈子不回来了。是怎样的炮烙似的话呀!

是怎样的伤人的小动作;辛酸的,永恒的手势!至今还没有一个剧作者写过这样好的戏。报纸上也纷纷议论他们的事,那是助威的锣鼓,中国的戏剧的传统里,锣鼓向来是打得太响,往往淹没了主角的大段唱词,但到底不失为热闹。

现在结了婚上十年了,儿女都不小了,大家似乎忘了从前有过这样的事,尤其是她丈夫。偶尔提醒他一下,自己也觉得难为情,仿佛近于无赖。总之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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